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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13日晚，被告人孔某与张某、田某、李某等人在某区学府路一饭店吃饭。其间，孔某等人共喝了2瓶500毫升装52度白酒和2瓶750毫升装13.5度红酒。当晚21时许，众人离开饭店，相约到附近的百姓渔村继续打牌。孔某欲将张某的车牌号为粤B6D585的小型汽车开至百姓渔村停车场，但在学府路粤桂社康中心路段倒车时，该车尾部与被害人匡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匡某及其搭载的被害人资某受轻伤，两车均遭到轻微程度的损坏。

　　某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孔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致2人轻伤的交通事故后，不但不及时报案、抢救，反而弃车逃逸；同时，孔某指使他人顶替、作伪证，干扰公安机关对事故处理的正常工作，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情节恶劣。虽然孔某肇事后逃逸，未能对其及时进行酒精含量检验，但在案间接证据（如饭店提供的饮酒数量、发生事故的过程、一同喝酒的张某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等）可充分证明孔某驾车时处于醉酒状态，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考虑孔某已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节，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等规定，某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孔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孔某提出上诉。孔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完全依靠无法查证属实的间接证据对孔某定罪量刑，违反了证据规则。一是在案言词证据无法证实孔某在案发当晚喝酒的确切数量。二是因个体差异和受外部条件影响，同一时间段喝进同样数量酒的人，经过同样长的时间后，各自的血液酒精含量并不相同，未必均达到80毫克/100毫升的醉酒状态。因此，原审判决以张某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孔某醉酒的依据，不合逻辑，不能得出孔某系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唯一结论。请求撤销原判，宣告孔某无罪。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孔某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并为逃避法律追究指使他人作伪证，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及时对其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孔某还指使多名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影响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其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原审判决在未能准确查明孔某血液酒精含量的情况下，认定其驾车时处于醉酒状态，判决其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据不足，定性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与危险驾驶罪相比，妨害作证罪是更为严重的犯罪，但根据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并鉴于孔某归案后对其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基本事实能够供认，且已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因此，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当要求公诉机关提供有关血液酒精含量的鉴定意见，但同时应当保留一定的例外。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将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醉酒的唯一依据，则不利于预防和遏制醉驾犯罪，甚至还会纵容醉驾肇事逃逸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不在少数，只要间接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仍可据此认定为醉酒驾驶。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对取证要求更高，要穷尽一切手段收集能够证明行为人在驾驶时处于醉酒状态的各类证据。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二是现有证据可以推定孔某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100毫升。与孔某同桌吃饭的多名证人证实，孔某等5人案发前共喝了2瓶500毫升装52度白酒和2瓶750毫升装13.5度红酒，孔某饮酒后即去驾车。其中，证人李某证实孔某喝得最多，可能喝了半斤白酒，还喝了些红酒；证人钟某证实白酒基本上是孔某等4人平分。根据该二人证言，孔某至少喝了200毫升白酒和数百毫升红酒。孔某供述其“喝了3两（150毫升）白酒和2小杯红酒”，与上述证言不符。根据有关专家的检验和分析，一般情况下，饮150毫升低度白酒或者2瓶（约1200毫升）啤酒后血液酒精含量即可达到80毫克／100毫升。即便按孔某的供述就低认定其喝了150毫升高度白酒及数百毫升红酒，其驾驶时血液酒精含量也应超过80毫克／100毫升。经检验，一同喝酒的证人张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28.7毫克／100毫升，在场证人证实，孔某的饮酒数量不低于张某。即便存在个体差异，孔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也不会明显低于张某。

　　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本案公诉机关未指控被告人孔某妨害作证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特别是二审法院能否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孔某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据此，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罪名可以不受起诉指控罪名的限制，人民法院有权改变起诉指控的罪名。但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在于公诉机关已经起诉指控了相关事实，只是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该事实的定性问题存在不同认识。而对未指控的事实，即使与已指控的事实有关联，人民法院也不能超出指控范围对被告人进行定罪处罚，否则便违背了刑事诉讼中诉审同一的原则，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从应然角度看，被告人孔某找人“顶包”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但公诉机关仅指控其危险驾驶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并未指控其实施的妨害作证犯罪事实，只是在相关证据中体现了其实施的妨害作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