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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在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社会流动总体上呈现公正、合理、开放、有序的良好态势，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亿万群众将个人发展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通过勤劳双手和不懈奋斗改善了生活、改变了命运。同时也要看到，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体制上、机制上、政策上搭建好横向流动桥梁和纵向发展阶梯，有效破除不同时期影响流动的堵点卡点，为实现良性社会流动持续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

　　畅通社会流动渠道需要把握好贯穿其中的几个要点。一是坚持共享发展。落实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生动局面。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努力营造公平、透明、顺畅、可预期的社会流动格局。三是突出正向激励。凸显个人努力、才干等因素的作用，让每一位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创新创造者都有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四是强化综合施策。坚持多措并举，构建覆盖个人成长成才和发展各阶段的流动机制，拓展流动空间，消除流动障碍。五是健全法治保障。依法规范社会流动过程，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相关任务很多，需要在一些关键领域集中用力。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展城乡劳动者的发展机会。同步推进户籍、用人、档案等服务改革，营造公平有序就业环境，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二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支持勤劳创新合法致富，鼓励先富带后富促共富，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三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聚焦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四是培养造就各类人才。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机制，破除“四唯”现象，努力让每一位人才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防止“内卷”、“躺平”。五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有效减轻群众在面临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生育、残疾或缺乏家庭照料等情况时的后顾之忧。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六是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有效满足群众基本生活和发展需求。

　　第二，深刻认识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十四五”时期，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打出多套稳就业、促就业“组合拳”，有力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内部困难特别是世纪疫情的严峻挑战，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十四五”期间，截至2025年8月底，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5921万人，已超额完成5500万人的目标任务；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前4年平均值为5.3%，低于5.5%的预期控制目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期盼更多更公平享有现代化建设成果、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对就业提出新要求。广大劳动者不仅希望有活干，而且希望获得更高质量就业岗位。为此，必须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是做好新时代就业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就业矛盾、确保就业形势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三，抓实抓好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政策措施。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促进协调联动，依靠高质量发展逐步形成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的局面。具体而言，需要重点实施以下政策措施：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坚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同向发力，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不断提质扩容的过程。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通过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三是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不断细化优化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四是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社会保障等支持政策，引导各类主体更好履行稳岗扩岗社会责任。五是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有效落实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时同步开展岗位创造、失业风险评估，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替代和转换，防止其负面效应短期内集中释放，确保就业形势始终稳定。

　　习强调，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全面建立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201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专章规定健康促进相关要求。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影响健康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因素更加多元多样，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愈发凸显，肝炎、结核病、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精神卫生、职业健康、地方病等问题不容忽视。与此同时，健康促进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积极主动促进健康的政策制度体系还不健全，部门间政策措施还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全社会积极维护健康的氛围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不合理膳食、缺乏运动、超重肥胖、心理精神障碍等生活方式和身心问题，以及重大传染病等已成为影响公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为此，需要关口前移推动系统降低群众患病风险，让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程度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以更加强健的身心状态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把握和推进。

　　第一，把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积极推动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作为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考核评价指标，将人均预期寿命变化、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和慢性病控制、托育服务发展等作为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推动建立完善保障健康优先发展的规划、投入、治理、绩效等政策法规体系，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使健康产出结果在国际上的排序总体领先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第四，健全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的制度体系。加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基本社会单元主动宣传普及健康知识。创新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形式和传播方式，全面建立各级健康知识和核心信息发布制度，鼓励新闻媒体广泛开展健康知识公益宣传，建设并规范健康栏目，加强医务人员健康知识宣讲，让健康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导公众积极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提高疾病风险自我防范意识，养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努力实现到2030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40%以上，健康素养城乡和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普及。

　　第一，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举措。我国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超过110亿吨。大量没有得到安全处置的固体废物，包括工业和农业固体废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危险废物等，可能污染土壤、地下水和空气，通过农作物或食物链等途径直接威胁人体健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含有的铅、镉、汞等重金属，一旦进入人体将引发慢性中毒。塑料垃圾在环境中长期留存后形成微塑料，在人体累积会严重损害健康。必须综合治理固体废物，实现无害化，斩断损害人体健康的隐形杀手。

　　第二，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60%左右，建筑垃圾利用率仅为40%。从存量上看，由于固体废物资源化循环利用不畅通、不充分，导致历年全国累积堆存工业固体废物量超过330亿吨，占地超过3500平方公里。从增量上看，截至2025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3689万辆，电动自行车约3.8亿辆，光伏装机容量11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5.7亿千瓦。退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和风电机组叶片等“新三样”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压力越来越大。必须综合治理固体废物，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第三，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是严守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的迫切需要。固体废物生态环境风险是多方面的，非法堆存、倾倒侵占生物栖息地可能直接损害生物多样性，也是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重大环境风险隐患。近年来，虽然违法倾倒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非法倾倒等违法行为仍未杜绝，尾矿库、磷石膏库、生活垃圾填埋场等贮存和处置设施环境风险隐患依然突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一头连着减污降碳，一头连着环境安全。必须综合治理固体废物，消除环境风险隐患，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从根本上解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问题，应当按照“减存量、控增量，治隐患、防风险，畅消纳、促循环，严监管、强支撑”的总体思路，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技术路线，促进废弃物循环利用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切实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一是推进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强化固体废物“产—运—处”全链条管控，积极探索煤研石、粉煤灰、磷石膏等规模化利用和环境标准。二是排查整治环境风险隐患。开展尾矿库、大宗固废堆存场所排查整治，对生态环境风险隐患进行综合治理。三是建立健全区域间协同监管机制。强化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可视化跟踪倒查监管能力建设，杜绝跨行政区非法转移倾倒。四是高度关注新型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推进退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等新型废弃物回收利用，建设一批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五是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反映各类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综合治理成效的“无废指数”，实施目标责任制考核，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生产者等各方责任，推动全社会形成治理合力。

　　《建议》提出：“发展分布式能源”。分布式能源是指在用户侧可以独立运行，以小型设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满足用户多种用能需求的小型能源系统。按照利用燃料种类，包括分布式天然气能源站、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以及其他利用生物质、太阳能光热、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能源。分布式能源已经成为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分布式能源对于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节能减排、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议》作出这一部署主要有以下考虑。一是更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较于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能量密度低、较为分散，分布式开发利用比集中式更符合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和技术特性，同时也能因地制宜利用清洁燃料，降碳减排效果明显。二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用能需求。通过不同利用方式实现能源梯级利用，且运行模式灵活，可以满足不同场合用能需求。对偏僻山区、海岛等地区，分布式能源可以更好就近布局、满足需求。对供电安全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医院、银行等用户，以及用能需求多样的工业园区，分布式能源可提供高品质的综合能源服务。三是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发展分布式能源既能够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也能够降低用能负荷对能源大系统的依赖，还可作为备用、调峰之用。四是有利于带动社会投资和相关产业发展。与重大单体能源项目相比，分布式能源单体项目规模小，建设运营资金量小，社会投资门槛低，开发应用场景多，运行智能化也更容易实现，社会投资长期活跃。同时，分布式能源发展可以为地方高载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产业布局和能源布局协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也要看到，分布式能源发展起步较晚，面临着小型系统集成技术难度大、单位生产运营成本较高、配套体系不够完善等挑战。

　　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重点包括以下5个方面。一是着力建设零碳园区。在工业负荷大、资源条件好的地区，建设一批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用能园区，促进风、光、生物质、地热等能源的就地转化和消纳，满足园区电力、制冷、供热、蒸汽、氢气等多样需求。二是积极推进零碳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在农村建设一批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推广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牧光互补等发展模式。三是推动建筑光伏一体化。推动既有建筑的一体化改造，新建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同步建设建筑光伏一体化系统。推广应用光伏屋顶、光伏幕墙、光伏遮阳板、光伏采光顶、光储充停车棚等产品，打造以建筑为载体的分布式光伏。利用建筑的屋顶、窗户等空间，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四是加强清洁能源和交通运输融合发展。推动交通与能源一体化设计，利用交通基础设施周边未利用地和存量用地开发清洁能源，在公路沿线、分拨中心等建设充换电站、加氢站，满足交通运输的电、氢等能源需求。五是合理布局建设分布式天然气能源站。以调峰、备用为主要目标，充分发挥天然气支撑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作用，在气源有保障、气价可承受、调峰需求大的地区，适度建设天然气调峰电站。

　　同时，为促进分布式能源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还需注意防止以下偏向。一是防止规模盲目扩张。统筹考虑分布式能源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分布式能源的开发规模和布局，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二是防止衔接配套不到位。科学建设配电网，因地制宜建设微电网，提升分布式新能源承载力和消纳能力，推进源网荷储协同发展。三是防止不公平竞争。规范分布式光伏能源开发建设管理，推动各类投资主体依法依规开发建设。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健全分布式能源市场交易机制，推动包括分布式能源在内的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第一，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一般以省级行政区域为评价单元，紧紧围绕“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这个总目标，统筹考虑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从生态系统与物种多样性状况、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胁迫、保护恢复、监督管理等方面筛选评价指标，并动态衔接生态保护监管重点任务，建立一套相对科学完备的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集中反映区域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实际状况及变化趋势，指导优化调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第三，开展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成效评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自2016年实施以来，先后安排了6批52个工程，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000多亿元，生态修复面积超过1.2亿亩，显著提升了区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自1978年启动以来，累计保留造林面积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7亿亩，沙化土地面积和程度持续下降，主要沙源区和路径区起沙输沙状况得到有效控制，重点沙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成效评估，主要是以工程实施的行政单元或者自然地理单元为评价对象，侧重梳理工程实施的主要经验做法，对工程在优化生态系统格局、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消除人为胁迫、维护生态环境效益持续发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开展评估，针对实际提出优化工程实施建议，确保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投入达到预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